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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中新社北京10月14日电 题：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专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
中新社记者 李金磊 彭大伟
“要么一同采取行动，要么一起自杀。”今年夏季，面对极端天气频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警告。
洪水、干旱、极端风暴和野火，异常的气候变化让人类面临严峻考验，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资料图：拉马乡鲁南山风电场。李益民 摄“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的温室气体产生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说。
“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王毅表示，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更新、提升目标，从“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到“十二五”时期提出“国家自主贡献”，再到2020年提出“双碳”(碳达峰与碳中和)承诺，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十年来，中国“逐绿而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取得显著成效，一个“只此青绿”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
这十年，中国稳步推进能源结构调整，风电、光伏装机量、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居全球之首。
中国严格控制二氧化碳排放，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8.4%，同时建立了全国碳市场机制，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
同时，中国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是世界森林密度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增绿面积占全球四分之一。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未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支撑了经济增长。”王毅表示，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地缘竞争，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
王毅认为，发达国家应加速自己的行动，同时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在复苏和应对过程中，要找到一条推进高质量公正转型的路线，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来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完)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布《团结在科学之中》报告。报告警告称：人类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如果不采取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气候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影响将越来越具破坏性。为什么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着哪些挑战？
王毅：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揭示了人类的行动跟目标之间相距甚远，特别是要实现升温在1.5℃之内，现在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说要增加七倍的努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气候变化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减缓，就是要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或者依赖，同时要增加生态系统碳汇，开发和利用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另外一方面是适应，地球的地表温度还在上升，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同样也要采取更多行动来做这项工作。
江苏常州“渔光互补”光伏发电，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泱波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了哪些贡献？
王毅：在国际层面，中国推动气候多边进程，并促进一系列国际气候规则的达成。在国内层面，中国在“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十二五”时期提出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2020年提出“双碳”承诺，都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在更新、提升目标，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做出积极而具有引领性的贡献。
中国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需要与各国合作采取行动，同时也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没有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消耗来支撑经济增长。
同时，可再生能源发展非常迅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已经接近11亿千瓦，已占全部电力装机的44.8%，202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近2.5万亿千瓦时，相当于总发电量的约30%。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更多去依靠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减少由于能源的增长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上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王红坚近日表示，绿色合作不可能在真空中推进，不可能一面搞地缘对抗，一面要求别人无条件合作。该如何破解这种困境？
王毅：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下，零和博弈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仍然是基础。
发达国家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力度，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各国要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把安全、气候保护、经济复苏和增长统筹起来，这很重要。
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以及通货膨胀等很多非气候因素跟气候问题交织在一起，怎么更好去统筹处理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研究，采取更加务实的行动。
同时，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技术领域，要通过竞争来促进创新，通过竞争来降低成本，但合作是主流，所以应该把握合作的各种机会，同时也要为竞争做好准备。
中新社记者：气候变化是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挑战，但是近年来，个别国家在国际合作中表现出气候单边主义倾向，对国际气候条约合则用、不合则弃，给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带来严重阻碍。该如何克服气候单边主义倾向，促进开展务实的合作和行动？
王毅：气候单边主义有两种倾向，一是不合作，不承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就像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影响了全球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
二是不尊重现在的多边规则。很多发达国家只是单纯要其他国家提高目标，要更有雄心，更有力度，但是忽视了这些国家的转型路径和替代方案。
中国同意不断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但是需要一个公正、安全、平稳的转型。这一年来，欧洲经历了乌克兰危机，也经历了能源紧张，说明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科学合理的路径、更明确的替代方案来实现目标。
我们要防止单边主义，走多边主义的基本路径，需要加强交流和沟通，必须要促进双边、多边的交流合作来增信释疑。
中国一定要坚定方向，保持力度和节奏，同时要通过国际传播来讲好中国故事，跟其他国家分享“双碳”的实践、经验、技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白鹤滩水电站。东方电气供图中新社记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维护全球气候治理公平正义的基石。但是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却通过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称碳关税)”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排放责任、转嫁减排成本，试图无形中消解这一基石。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毅：对此要有全面的认识，欧盟拟单边采取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是否破坏现有的一些多边规则也需要关注。例如，欧盟国家声称CBAM没有破坏WTO规则，但是WTO关注的是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相关环境条款的规定不清晰，对有关环境产品的认定一直没有实质进展，也未达成环境产品减税的协议，导致一些国家借此设立各种“绿色贸易壁垒”。所以，欧盟国家的做法存疑。
在乌克兰危机和通货膨胀背景下，能源价格高涨，“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很多政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我们综合研判和应对，但最核心的就是加速转型。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动力电池及电动汽车方面有很多优势，只要坚持方向，实现系统性的变革，把整个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生活方式、贸易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变，比别人转得更快，就有望化解相关的政策挑战。
中新社记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即将在埃及举行。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中方如何保持定力，推动气候多边进程持续取得进展？
王毅：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多次表示，COP27首先应该是一个落实和行动的大会。
要把《巴黎协定》《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各项规定落实下来，但现在有一些重要的缺口，比如说适应问题、资金问题，发达国家提出的到2020年到达1000亿美元资金的支持仍未落实。
雄心目标同务实行动必须要保持平衡。在乌克兰危机、通货膨胀影响能源和粮食安全的形势下，一些国家气候政策短期“回摆”可以理解，但在恢复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构建未来净零排放或碳中和的新格局。
各国一方面要更好去应对现有的一些短期问题，同时在复苏和应对挑战过程中找到一条公正转型的路径。大家要一起努力，才可能弥补差距并且减少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各国一起把步子走稳走实走好了，才能共同迈向低碳可持续的未来。
天府可乐被“野性消费”，又一个国产汽水要崛起？****** 中新网1月7日电(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若论起近日最火的饮料品牌，或非天府可乐莫属。 先是“天府可乐宣布破产”等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后被证实为“乌龙”，董事长还亲自出场辟谣。作为老牌国产汽水，天府可乐也被消费者“野性消费”，甚至带动一众国产可乐销量攀升。 破产传闻后，天府可乐被“野性消费” 天府可乐破产的相关消息来自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企业破产清算案件管理人选定公告，其中提到，通过双随机摇号选定“重庆海川企业清算有限公司”为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的破产管理人。 就在不少网友为之惋惜、纷纷囤货之时，4日，天府可乐在官方微博回应了破产传闻：“在有关报道中，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司主体为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其作为天府可乐最初注册的公司，在历史发展中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并早在2018年，将天府可乐品牌、商标、配方、生产等逐步移交传承至天府可乐(重庆)饮品有限公司，因此本次破产清算并不会影响天府可乐的正常发展。”  天府可乐官方微博截图。但相关澄清并没有降低民众的购买热情。4日，天府可乐天猫旗舰店日销暴涨17倍，多款商品销量几何式增长。 面对消费者的支持，4日晚，天府可乐天猫旗舰店紧急发布公告，称破产系误读，民族品牌不会轻易垮，还呼吁大家不要非理性囤货。 1月5日，天府可乐董事长蒋林现身淘宝直播间回应破产传闻，这场直播收获超百万观看量。  天府可乐直播间截图。虽然天府可乐及蒋林在直播间屡次呼吁理性消费，但网友表示，“我理性地选择了不理性，支持下。”“国产品牌就应该多支持。” 电商数据显示，1月5日，天府可乐开播后的1小时，销量暴涨30倍，当天淘宝搜索同比增长超过100倍，并带动国货汽水销量大涨。6日，“天府可乐董事长直播带火崂山可乐”还登上热搜。 “三起两落”的天府可乐 虽然很多网友表示要大力支持，但也有网友称，“没喝过甚至没见过”“第一次听说”。 公开资料显示，天府可乐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重庆美华汽水厂，后曾更名为中国汽水厂、重庆冰厂、重庆饮料厂等。 在天府可乐直播间里，蒋林曾用“三起两落”来概括天府可乐这些年的发展历程。 据介绍，1983年，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成立，曾一度占据国内可乐市场75%的份额，“当时在大江南北都有灌装厂，还把灌装厂建到了莫斯科，产品远销美国等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伴随招商引资大潮，天府可乐与百事可乐合资合作，但在合作过程中逐渐被“雪藏”，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一起一落”后，2008年到2013年，天府可乐老一代领导对天府可乐品牌进行了漫长追讨，最终让天府可乐品牌回到国人手中。2016年，天府可乐品牌复出，消费者也基于对天府可乐的情怀进行支持。  天府可乐官方旗舰店截图。天府可乐(重庆)饮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钱黄曾提到，刚复出的天府可乐产品在重庆、四川等市场一度供不应求。复出第一年，天府可乐就实现了近4000万元的销售额。 但后来在经营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天府可乐又从市场上逐渐退出。经历“两起两落”后，2018年，天府可乐(重庆)饮品有限公司成立，引入了新的投资人，天府可乐品牌、商标、配方等也逐步移至新公司。 据蒋林透露，新公司成立后，市场表现有很大改善，年增长率接近翻番。但如他所说，公司现在是在“夹缝中生存”，与最辉煌时有很大差距。 财务信息显示，2021年，天府可乐(重庆)饮品有限公司实现营收1651.87万元，净利润亏损1832.47万元。2022年1-5月，公司实现营收932.55万元，净利润亏损407.22万元。 2022年7月，重庆产权交易网曾发布公告，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拟转让天府可乐(重庆)饮品公司11.8784%股权。天眼查信息显示，目前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已从股东中退出。 老牌汽水振兴之路不好走 “成立合资公司的时候，我们和国际巨头在中国的市场上是势均力敌的，但经历雪藏后复出时才发现，已经是蚂蚁和大象的关系。” 蒋林的这番话揭示了天府可乐曾经衰落的原因，而被“雪藏”也是多个国内汽水厂共同的境遇。 彼时，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并购了除正广和之外的国内七大汽水厂，“雪藏”了这些国有汽水品牌，再利用这些汽水品牌的渠道输出自己的产品。这一过程，后来被形容为“水淹七军”。 冰峰由于与百事可乐多签了一则协议，禁止对方在西安生产玻璃瓶饮料，而“幸免于难”，其他记忆中的汽水品牌却就此湮没。  资料图：北冰洋。 中新社发 富田 摄2007年，经过漫长的谈判，北冰洋的经营权由一轻控股公司以“4年内不得以北冰洋品牌生产任何碳酸饮料”为条件，从百事可乐公司收回。曾在合资经营过程中被彻底边缘化的八王寺、崂山可乐、亚洲汽水、山海关等国产汽水品牌也陆续收回了商标和配方。 但如今国内碳酸饮料市场被国际巨头垄断，其批量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和低价策略，也让国产汽水在价格上难有优势，老牌汽水品牌除了打情怀牌，也在尝试做出改变。 近年来，天府可乐积极开拓新消费场景，还陆续推出草本无糖等新品，并持续加大研发、市场及渠道的投入。其他老牌汽水品牌或加码营销，或发布新品，亦试图笼络消费者的心。 虽然天府可乐目前受到追捧，但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告诉中新财经记者，从产业端、渠道端、消费端来看，天府可乐整体的运营模式、经营理念、区位、产品结构和整个供应链以及成本控制等，均存在短板。 “这也是国产汽水的一个缩影，如何振兴国产汽水，如何走差异化之路，如何形成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都是国产汽水的‘老大难’问题。”朱丹蓬表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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